高等教育大众化探讨

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我国高等教育要有较大发展，到201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15％。今年，又宣布了将此目标提前到2005年实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高校扩招，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在教育界，而且在全社会都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仅用一个15％的入学率能否涵盖它的意义，却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的15％至50％，即标志这个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进入到大众型，超过50％即进入普及型。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出自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1973年在巴黎“中等后教育的未来结构研讨会”上发表的《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史实出发，分析了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及各方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观点。作者以量的变化引起高等教育在11个方面的不同，揭示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众化阶段，并预计这阶段的特点可保持至50％的入学率，之后会被新的模式所替代（而事实是，美国现在的入学率已达80％以上，仍没有明显替代这些特征的可引起质变的要素。因此，学者们称之为后大众化时代）。

这11个方面具体是——财政和管理；学生入学和选拔；课程和教学形式；教师的职能、培养和社会化；标准的制定与保持；考试方式与授予资格的性质；学生的住宿和工作安排；学习动机和学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以及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作者的几个观点加以介绍。

马丁·特罗认为，在课程和教育形式上，“精英高等教育的课程倾向于高度结构化，反映学位课程的学术概念或专业要求的专业概念。课程主要由期中考试的特点来决定，具有高度专门化，并且由教授们关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或一位称职的专家所应具有的素质的观点来决定。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更加模块化，其特征是，半结构化的课程序列，即逐渐取得学分（在模块课程中可以互换）使课程更加灵活、更加容易接受，并且在主要领域或高校之间更加容易流动。”

在学术标准上，马丁·特罗认为，“在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中，至少是在精英阶段，一般设有共同的和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术标准更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机构和系统中其标准的严密性和特点不同，因为它们伴随着不同类型的学术单位。”

马丁同时分析了当时不同学派的态度，典型的是传统扩张派和扩张改革派。传统扩张派主要是想在不改变精英教育传统大学的价值观的前提下，大力扩张精英系统教育的规模；扩张改革派极力主张把传统精英高等教育转变成更大、更多成分构成的更加民主、社会适应性更强的大众高等教育。

马丁认为数量的增长必然要求进一步“民主化”和“多样化”，而“多样化”不仅被看作是对政府权利、对公共资源控制、对政府和官僚程序、对公平原则的威胁和挑战，而且还被看作是学术的无政府状态和对高等教育传统价值的威胁。也许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大使统治机构更难对规模庞大而又多彩的高等教育系统实行单一形式的控制。

西方国家在27年前遇到的问题和争议对于正在迈向大众化的我国高等教育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从马丁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根本是要改变高等教育的功能，使其服从于大众化的需要，自然重要的方面是要改革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虽已进行了多年改革，但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改变。在招生人数、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毕业年限、教师编制与待遇等等方面，学校仍缺乏足够的自主权。

在学生准入标准上虽有微弱改变，但从根本制度上还是一种精英选拔的僵化办法，而在选拔标准和入校后的学术标准上，都固守了精英教育的原则—即课程设置和考试标准是以培养学术研究的理论人才为核心。对学生各种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虽有口号，但缺乏措施，更无考核要求，特别是在今天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时，领导管理体制没有及时调整，使得这一本来以市场和需求为灵魂的教育纳入了精英和计划教育管理体系，严重阻碍着其发展。

在办学形式的多样性上，许多类型的教育如民办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都没有受到完全公平的待遇。例如铁路、银行部门规定民办学校学生不能享受购票、贷款等基本待遇等。

在这种背景下，各校之间的学分互认基本上无法进行，学校之间学分不能沟通。学分制由于受到严格的学习年限制约也基本流于形式。职教、普教、成人教育、业余教育以及和国外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没有充分建立，不改变这些局面，高校扩招必定受到最终制约。